丝袜 英语 戴震书目评介
《杲溪诗经补注》是戴震未完成书稿，仅有“周南”、“召南”二卷，成于《毛郑诗考正》后十三年，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，顺次列毛传、郑笺、朱熹集传闻解，另有足资参证的汉典，则以夹注体式置于关连条咫尺，再以“按语”标明去取，或推崇已见。作诗之意，则附于篇题后。“补注”以“补传”为基础，在笔墨雠校、词语释义、典制辨证、篇旨探索，乃至行文修辞等方面，都有不同进度的删补加工，其学术水准无疑杰出《毛诗补传》。 ——余国庆《戴震文件学著述述评》 《戴氏遗书》本。王昶《戴先生墓志铭》作《诗经补注》一卷，洪榜《戴先生干事》作《毛诗补注》一卷，《清史传记》作《诗经二南补注》二卷。按此为未成之书，止于《驺虞》，其题《诗经补注》或《毛诗补注》者，据全书之名而言之也。其题《诗经二南补注》者，据已成之书而言之也。稿本或为一卷，故王《墓志铭》、洪《干事》都云一卷。刻《遗书》时隔离为二卷，故《清史传记》云二卷也。 ——胡朴安《戴先生所著书考》 中国古经最难讲的是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，昔东说念主所谓“《易》无达占，《诗》无达诂，《春秋》无达辞”。但《诗》虽无达诂，而辞句节略，容易记诵，是以读经者多喜从《诗》动手。清代学者都治小学，常藉《诗经》中的训诂、音韵作材料。因此清代的经师泰半议论《诗经》。戴东原是集清学大成的东说念主，小学尤为醒目。他所著的《声韵考》、《方言疏证》……对于小学的书，常引《诗》作证，可知他对于《诗》很有一番议论。而况他不只就小学方面议论《诗》，对于《诗经》自身也很有独到的见解。可惜他的《诗经补注》仅作念到《召南》，使咱们不成赢得他的一起意见。不外仅就这二十五篇的注解，也不错看出戴氏治《诗》的魄力。再参考他的《毛诗郑考正》和《文集》中几篇漫笔，他的治《诗》步骤，与对于《诗》的迫切见解，都不错赢得。当今合法戴先生出生二百年的挂念，国中学者多肆力于戴学的议论，我也不自揣量，果敢把他的《诗》学先容于学东说念主。 戴东原时间的诗学 学者议论知识，常受时间的影响；不论是反动，是附合，都不成说与时间潮水无关。就以《诗》学而论，东汉以后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盛行，说《诗》家都以申毛述郑为职志。南宋以后，未熹《集传》为一般学者所尊奉，于是发明《集传》的著述也遍地都是；反攻朱说的也有一二，这都是顺时间潮水而产生的。咱们要议论戴氏的《诗》，先也要知说念那时《诗》学界的情况。 元、明两朝以科举世有名取士，《诗》用朱子《集传》。数百年来虽有少数拥毛、郑者时怀反恻，而大量学者都谨奉朱说无敢有异义，素质儿童也用《集传》作读本，如果不是特地议论《诗经》的东说念主，简直不知说念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是什么，毛苌、郑玄是如何东说念主。《诗》学只好《集传》驾驭一时，风行世界，险些成为大家皆知的圣经。 清初的学者力攻宋学，于《诗》也就不成不加非议。他们不主张以已意说《诗》，总要死守绪言，准依汉儒。他们诋《集传》为臆说，多从事追忆名物，训释字义；时或流于意气，虽一字一板都要力反朱《传》。《四库总目》说： 伸汉儒者，意亦不尽在于经义，愤宋儒之诋汉而已。各挟一不相下之心，而济以叛逆之气，激而过当，其势然歟。（《四库总目诗类》） 那时反时的情形，即此不错概见。 清代取士虽仍用朱说，而钦定的《诗经传闻类汇》、《诗义析中》已不尽采朱说，而参用《绪言》与古注疏。《四库》馆臣多汉学家，他们对《诗》左袒毛、郑，摈斥朱熹。《四库》存目中屏而不录的《诗》类，大致是宗朱的著述，以已意说《诗》者屡遭诋疵。他们说： 宋郑樵恃其才辩，无故而发难端。南渡诸儒始以毛、郑为能事……然朱子从郑樵之说，不外攻《绪言》耳，至于《诗》中训诂用毛、郑者居多。后儒不考旧书……遂并毛、郑而弃之。短长惟不知毛、郑为何语，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辩为何语矣。（《四库总目·毛诗》正文） 先儒知识大抵淳实谨严，不敢放言高论。宋东说念主学不逮古，而欲以识胜之，遂各以新意说《诗》……末流所极，至于王柏《诗疑》，乃并举《二南》而改动之。儒者不愿信传，其敝乃至于诬经，其究乃至于非圣，所由来渐矣。（《四库总目·诗补传》） 王柏亦然以新意说《诗》的宋东说念主之一，他认为《野有死麕》是淫诗，不应列于正经的《召南》，强项删去。又以《何彼穠矣》篇中有“平王之孙”一语，料定这篇诗作于东迁以后。《甘棠》追好意思召伯，也不是周初的诗，一并移入《王风》。他这种方针天然不消，不外也算一种见解。《四库》馆臣却对于他疾恶如仇，时加诟谇。 欧阳修是起初废序说《诗》的东说念主，《四库》馆臣慑于他的大名，不敢谤议，便在他著的《诗本义》项下借题阐述说念： 自唐山以来，说《诗》者莫敢议毛、郑，虽淳厚宿儒亦死守《绪言》。至宋而新义日增，旧说俱废。推原所始，实发于修。然……修作是书，本出于和睦平心……未曾轻议二家（毛、郑）……后之学者或务立新奇，自矜神解，则变本加厉之过；固不得以最先之咎，归于修矣。 朝庭编纂的御书对于毛、郑《诗》说这般拥护，天然毛、郑的议论变作精致无比的事情，环球都不敢自外，恰如当今治国粹者议论戴震一样。 但自清初至戴氏的时辰，《诗》学界的大势天然是拥毛攻朱，提神熏陶起来，却有不同的两派。 第一片对于朱子《集传》施以强烈的报复，特别标出拥毛的旗子。这一片中的迫切东说念主物是朱鹤寿、陈启源、阎若璩、毛奇龄、段玉裁诸东说念主，不错称作浓烈派。 陈启源的《毛诗稽古录》，摈斥朱熹的说法，而兼及其他不遵传闻《诗》的东说念主。详证博引，壁垒分明，可推为攻朱的主将。朱鹤寿的《白鹭洲主客说诗》、《续诗传鸟名》多责问朱熹的话。奇龄更挟以意气，吹毛求疵，不问事实，专以攻朱为快，不错算攻朱的急前卫。段玉裁写定《毛诗故训传》，想把一切非毛之学逐出于《诗》学除外；尤其深恶朱《传》，他在《题辞》里很沈痛地宣言： 夫东说念主而曰“治《毛诗》”，而所治者乃朱子《诗传》，则非《毛诗》也……夫东说念主而曰“治《毛诗》”，而有其名无其实。关联词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之编，乌不错已也？ 他们的强硬魄力即此不错看出能够。自后陈奂的《毛诗传疏》、胡承珙的《毛诗后笺》，更是死守家法，非发明毛《传》之言不言，毛学可算臻于极盛。 第二派主张更动朱、毛，折衷《序》、《传》；两边兼采不立流派。迫切东说念主物是惠周惕，严虞惇、范家相，姜炳璋，顾镇等。他们不错称作折衷派。 范家相的《诗瀋》、顾镇的《虞东学诗》，都是兼采毛、朱，间附已意。严虞惇的《读诗质疑》，首列《诗序》，后附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、《集传》的评释。姜炳璋的《诗序广义》，以《绪言》为古序，以《大序》为后东说念主所续，虽不撤消，却把它与《绪言》分开。解《诗》也罗致两家的意见。 不外这一片中除了惠周惕，其余诸东说念主虽意在归拢，实则偏私毛氏。他们解释《诗》多以《绪言》为据，而以朱说为参考。严虞惇的《读诗质疑》把《毛诗》正文的《序》，朱熹《集传》的序同弁卷首，但他卷中诗十之七八从毛，仅有十之二三从朱。姜炳璋要算这一片中最刚正的了，但是他说： 古序为国史之定论，学诗津梁，《集传》集诸儒之大成，取士正鹄。《集传》未安，宁安古说。（《诗序广义总论》） 可见他们的魄力是侧重《毛诗》，并没把两家放对等的地位上。 这一片中最可提神的就是惠周惕。他的《诗说》“于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、朱《传》无所专主，多自以已意验证”（《四库总目》），和戴氏的魄力差未几。 惠周惕更应受咱们提神的还不是他能以已意验证，是在他的意见多与戴氏相投。惠氏在戴氏之前，戴氏的《诗》学或者不成不受惠氏的影响。 戴东原时间的《诗》学界情况大致如斯。 戴氏治诗的魄力 戴东原亦然折衷派中的一个，他的魄力同惠周惕差未几，或者比惠周惕还刚正。若是咱们不避过头之嫌，简直不错说是偏私朱熹。在汉学饱胀的潮水中，而况自身在这个潮水中也要占迫切位置，他的魄力却能够这么公正，不带涓滴流派之见，真不错使咱们佩服。 他的《诗经补注》解释《二南》二十五篇，莫得一篇直引《绪言》。只在《螽斯》、《芣苜》、《甘棠》三篇的总说里，引《绪言》为附带的说明。《樛木》、《行露》两篇更厚爱否定《绪言》： 《毛诗篇义》（即《绪言》）曰：“《樛木》，后妃逮下也。”未闻其审。 《毛诗篇义》曰：“《行露》，召伯听讼也。”未闻其审。 至于他我方对于这二十五篇的评释，莫得一篇全都依《绪言》，更莫得每篇都归到后妃之德，文王之化。还有少量可使东说念主诧异的，是：这二十五篇中列有九篇不依毛、朱，我方以意评释。有几篇竟和自后痛驳《诗序》的崔述东壁差未几。 除了已意评释的九篇，仅有《汝墳》、《摽有梅》的评释比拟与《毛诗序》阁下，其余各篇中庸朱熹《集传》的诗柄（《集传》中每篇有几句总述诗意的话称为诗柄）阁下的倒有六篇。为昭彰他的魄力起见，我当今写出来比拟： 《葛覃篇》： 后妃之本也；后妃在父母家，则志在女功之事。（《毛序》） 盖后妃既成絺綌而赋其事。（朱《集传》诗柄） 不忘女功也……盖当服葛之时……而追赋之。（戴氏《诗经补注·葛覃》总说） 《卷耳篇》： 后妃之志也……内有进贤之志……迟早想念至于忧勤也。（《毛序》） 后妃以正人不在，而想念之，故赋此诗。（诗柄） 感想正人行迈之忧劳而作也。（戴说） 《芣苜篇》： 后妃之好意思也；和平，则妇东说念主乐有子矣。（《毛序》） 妇东说念主无事相与采此芣苜，而赋其事以相乐也。（诗柄） 言室家之乐，以见治化之盛有征也。（戴说） 《草虫篇》： 医师妻能以礼自防也。（毛《序》） 诸侯医师行役在外，其妻茕居……而想其正人如斯。（诗柄） 感想正人行役未返之诗也。（戴说） 《殷其雷篇》： 劝以义也；召南之医师远行从政……其室家能闵其穷苦；劝以义也。（《毛序》） 妇东说念主以其正人从役在外，而想念之，故作此诗。（诗柄） 感想正人行役而作也。（戴说） 《野有死麕篇》： 恶失仪也。（《毛序》） 南国被文王之化，女子有刚直自守，不为强暴所污者，故诗东说念主……好意思之。（诗柄） 言礼教之兴，虽里巷之女无可犯以非礼者也。（戴说） 咱们看到这六篇莫得一篇不照着《集传》的诗柄说，即使不全都照着诗柄，比拟起来，老是距诗柄近，离《诗序》远。这是戴氏对于《毛序》诗与朱诗柄的魄力。 至于字的训诂，章句的道理，戴氏兼采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、朱《集传》，有时取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；有时取朱《集传》；有时三说兼用，而以已意评断。 戴氏解释《螽斯篇》“宜尔子孙，蛰蛰兮”，便取毛、郑的说法： 毛、郑以宜尔子孙直言后妃，《集传》认为亦指螽斯，毛、郑是也。（《诗经补注》） 毛《传》曰“蛰蛰相集也”，《集传》曰“蛰蛰亦多意”。震按毛《传》是也。（《诗经补注》） 戴氏解释《兔罝篇》“正经兔罝”就是取《集传》的说法： 毛《传》曰“正经，敬也”，《集传》曰“正经，整饬貌”。震按毛、郑认为正经兔罝为其东说念主之不忘恭敬，《集传》认为罝之整饬，《集传》是也。（《诗经补注》） 《摽有梅》首章的注解，戴氏于毛、郑、朱三家的说法都不取。他说： 戴按毛、郑都以此诗专为女子年二十当嫁者而言……又都以梅之落喻年衰，郑则兼取梅落见已过春而至夏，似逶迤难通。《集传》认为女子贞信自守，惧其好家伙不足时而有强暴之辱，岂化行之世，女宜有此惧耶？亦非也。（《诗经补注》） 《小星》首章他又兼用三家的说法，他说： 震按上二言《集传》是也；下二言毛、郑。（《补注》） 以上不外每种举一个例，其实他在每章的注解内都杂引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、朱《集传》，很少有单用一说的地点。《毛郑诗考正》内部反驳毛、郑的话，更不可胜数。 自来说诗家对于训诂很少有责问毛《传》的，对于名物轨制更不敢自抒已见了。迥殊戴氏频繁责问，甚或加以诉斥。我试举几个例。 《卷耳篇》二章“我姑酌彼金垒”，毛《传》穿凿其辞，解为东说念主君的黄金垒。戴氏不认为然，驳毛《传》说念： 金者，五金之统名，不限于黄金。（《诗经补注》） 《采蘩篇》“于以采蘩”，毛《传》释为公侯夫东说念主执蘩以助祭。戴氏驳他： 蘩不在七菹之数，其用未闻。毛谓“公侯夫东说念主执蘩”，因诗传会，非礼法也。（《补注》） 他的《毛郑诗考正》内部考毛《传》许多错谬，背面说到他的治《诗》步骤还要引证。这里为省俭篇幅计，暂未几说。不外单就上头所已引的各条例来看，咱们已知说念戴氏治《诗》不唯偏私毛、郑，还能以已意说《诗》。清代学者斥东说念主以新意解《诗》，而不知清学的魁首亦然以新意解《诗》的一个东说念主。二百年来也莫得东说念主提神到他，真可算是一件奇事。 戴氏诗在诗学界之位置 戴震天然是折衷派中的一个，他解《诗》天然兼取毛、郑、朱三家的说法，但是他每篇都以已意为衡，涓滴都不曲徇。他的诗说和清月吉般说《诗》家是不同的；他们的《诗》说是复旧的，衰退的；有的退到郑《笺》的时间，有的退到毛《传》的时间，至少也退到朱熹《集传》之后。只好惠周惕、戴东原两家的诗说是跨越的，能够在朱熹前边进一两步。天然他们两氏的跨越很少，也许一只足前进，一足稍往后退。但当咱们猜度那时反动的情形，便对于这两位能独抒已见的说《诗》家不成不暗示十二分的佩服。 惠周惕著的《诗说》是条记体，不顺次解《诗》。戴氏的《诗经补注》却顺次解《诗》，而况每篇背面都有总说。 总说的前两句差未几不错算他我方替《诗》作的序。 就他的序看来，《二南》二十五篇有九篇是出于他我方的酷好酷好。这九篇中如： 《兔罝》，好意思用贤也。（《毛序》：“后妃之化也。”） 《行露》，好意思听讼者之诗也。（《毛序》：“好意思召伯听讼也。”） 《羔羊》，好意思官职修也。（《毛序》：“《鹊巢》之功致也。”） 还离旧说不远，不外不附会到后妃、夫东说念主、召伯，而用概括的说法，比旧说已很跨越。至于《桃夭》，歌于嫁子之诗也。 《鹊巢》，言夫东说念主始嫁之礼也……周初作之认为房中之乐。 《采蘋》，女子教成之祭所歌也。 便和旧说大不斟酌，把拓荒实事的诗一概解作不指实事的乐；扫除一切附会，可算《诗》学一大跨越。 到了《驺虞》，他竞不遵毛《传》“驺虞义兽也”的解释，简直把“驺虞”训作“驺御”“虞东说念主”，而指这篇诗是： 言春搜之礼也。 这几篇还不算奇，最奇的是《关睢》与《樛木》两篇，竞与崔述《读风偶识》中的解释阁下。崔述的《诗》学比朱熹跨越，一般东说念主都承认，崔氏我方也说过： 余独认为朱《传》诚有可议，不在于驳序说者之多，而在从序说者之尚不少……朱子既以序为揣摸附会矣，自当尽本经文，以正其失。因何尚多依违于其旧说？此余之是认为朱子惜者也。（《读风偶识序》） 就崔氏我方的序看，可见他的《诗》学的位置应当在朱熹之前。戴东原的《诗》学比朱熹的见解高，而又不足崔述。咱们不错料定他的诗的位置是在朱、崔之间。 要说明我这个料定，只要把戴氏对于《关睢》这一篇的评释引来就够了；他的主要不雅念藉此也不错赢得。 《关睢》就序说应当是“后妃乐得淑女配正人”，朱熹心里不校服这句话，又不敢脱离《诗序》的限制，便误评释： 周之文王生有圣德，又得圣女姒氏认为之配。宫中之东说念主于其始至，见其有幽闭贞静之德，故作是诗。 朱氏的解释虽校《序》近情理，苦与诗意不对。戴氏便昭彰说： 古者皇帝诸侯内宫之东说念主罕有，都不得任性广求……予绎此诗：盖言必小家碧玉，乃宜配正人。未得其东说念主，求之不可不专。且至是以明事之当重无过于此者。……礼乐教远矣，非必指一东说念主一事也。（《诗经补注》） 他又在总说里申论： 《关睢》求贤妃；故其三章曰“梦寐以求”，难之也。难之也者，重之也。盖周初作之认为房中之乐……《南》、《幽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有专为乐章，非咏神色者。（《诗经补注》） 他说了一大篇，不如崔请问： 此篇乃正人自求良配，而他东说念主代写其哀乐之情耳。（《读风偶识》） 昭彰干脆，但戴氏建议一个迫切不雅念：“诗中有专为乐章不指一东说念主一事的诗”。他以已意解的几篇诗都哄骗这个不雅念（见前）。依这个不雅念，许多诗从前讲欠亨的也不错讲通，不必如从前说诗的东说念主处处附会。这是诗学上很有价值的一个意见。戴氏似乎从惠周惕得来的。 惠氏说： 按《绪言》曰“《关睢》，后妃之德也；《葛覃》，后妃之本也；《卷耳》，后妃之志也”云云未曾指言后妃夫东说念主为如何东说念主。后之训诂家推迹其自始，认为太姒耳……今不雅其辞有劝勉教戒讽喻之意。盖欲为后妃夫东说念主者如诗言汉典，不必言后妃夫东说念主何东说念主也……古之燕享都有乐，乐必有诗。《二雅》如斯者极多，何《风》独否则邪？（《诗说》） 惠、戴两氏的意见全都斟酌，不外惠氏自后又下一个转语： 难者曰“关联词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与文王、太姒无与邪”？曰“否则也。作诗主意或本于文王、太姒，而周公棣认为房中乐，则以是告后之为后妃夫东说念主者矣”。 可见惠氏还不透辟，不如戴氏的“专为乐章非必指一东说念主一事”的主张有胆力。 这个意见到了崔东壁述才熟谙。他既不说是太姒，他也不消“乐章说”来暗昧，他快言快语认为一切诸侯夫东说念主都有履历。他说： 旧说以此五篇（《关睢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、《樛木》、《螽斯》）都为太妃之德。然玩其辞意，未见其必为太姒者。毛《传》、郑《笺》亦但言后妃，亦未指为何王之后。在文王、太姒之德固应如是，即文王、太姒之化，亦当如是。正不必定属之太妃也。所谓“正人”云者，诸侯医师之通称，而葛覃之刈，卷耳之采，都不似诸侯夫东说念主事，……未可直以太姒也。（《读风偶识》） 就戴、崔两氏的话，咱们不错看出戴氏《诗》的位置。可惜戴氏的《诗经补注》仅有《二南》，使咱们不成多得材料。当今我再引朱、戴、崔三家释《樛木篇》的话比拟一下，用以限度此篇： 后妃能逮下而无忌妒之心，故众妾乐其德而如愿之。 戴震《诗经补注》： 《樛木》，下好意思上也。 《集传》认为众妾乐后妃之德而如愿之，恐正人之称不可通于妇东说念主，乃云“自众妾而指斥后妃犹言小君内子也”，是与他处“乐只正人”独别否则矣。诗辞本无从知为后妃所作。 崔述《读风偶识》： 若《樛木》则未有以见其必为女子，而非男人也。或为群臣颂祷其君，亦未可知。要之，此二诗者（并指《螽斯》）都上惠恤其下，而下爱敬其上之诗也。 朱熹还未脱《诗序》的说法，戴氏则排去一切，独出已意，和崔述收支不远了。 我在这一章里引的材料虽少，却不错看出戴氏两种精神：（一）不附会（二）依诗辞解经。 有这两种精神，他所解的诗一定比朱熹跨越，而为诗学界开一新境地。可惜他的书莫得完成；完成了的一部分又因他我方汉学家的头衔压往，竟莫得东说念主看他的道理。我想戴先生在阴曹阴曹一定没瞑目。 戴氏对于诗经中问题的见解 戴氏的《诗经补注》莫得提到《诗经》中的问题。《毛郑诗考正》仅仅验证训诂名物，也未商议《诗》中的问题。他对于诗中问题的意见仅有几篇漫笔不错参考。我且分别先容出来： 赋、比、兴的问题 诗中有所谓“六义”，出于《诗序》： 《诗》有六义：一曰风；二曰赋；三曰比；四曰兴；五曰雅；六曰颂。（《关睢序》） 只“风、雅、颂”序中有解释，“赋、比、兴”却莫得解释。于是人言啧啧，成为《诗》中一个不成照应的问题。 对于赋、比、兴的意见，天然好多，环球都承认： 赋、比、兴，是《诗》之所用；风、雅、颂，是《诗》之成形。（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） 换句话说，就是： 风、雅、颂，《诗》之体也；赋、比、兴，《诗》之言也。（郑樵《致密颂辨》） 再要提神少量，不错借成伯璵的话来作界说： 赋者，敷也；指事而陈布之也。然物类相从，善恶殊态，以恶类恶，名之为比……以好意思类好意思，谓之为兴。（成伯璵《毛诗指说》） 成氏以善恶来分“兴”、“比”，还相沿汉儒的想想。朱熹才不加善恶的不雅念，单说： 赋者，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。（《葛覃》） 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辞也。（《关睢》） 比者，以彼物比此物也。（《螽斯》） 自后的说《诗》家都承认朱子的界说，不表异议。不外赋、兴、比天然分作三物，在《诗》中却很难分别，只好朱熹把三种分得很清晰；他在《集传》里疑望诗句用“兴也”，“比也”，“赋也”，“兴而比也”，“赋而比也”，“比而兴也”，“赋而兴也”，“赋而兴又比也”多种繁芜的语句。后东说念主多以他过于琐碎，不表赞同。 毛《传》仅在以山川草木鸟兽起句的诗底下注兴也，赋、比都无说明。孔颖达以“毛《传》特言兴也，为其理隐故也。”惠周惕说“毛公传《诗》独言兴不言比赋，以兴兼比赋也。”（《诗说》） 惠氏的说法不见得是毛公的本意，不外惠氏我方主张兴包比、赋，特借来作证明的材料。 戴氏对于这个问题独标新解，他认为： 《诗》之比、兴，举比以通赋与兴……赋者，比之推也。得比义于兴，不待言，即赋之中复有比义。（《诗比义述序》） 惠氏主张“兴兼比赋”已反乎从来说《诗》家“赋诗而备比兴之义”的见解，戴氏主张“比通赋兴”更是言东说念主所不谏言。咱们试看他所举的两个例： 《樛木篇》“南有木，葛藟累之”，本是兴，而又以樛木下垂葛藟得上蔓为后妃逮下众妾得亲附之比。这是“比通于兴”的例。 《十月之交篇》“日有食之，亦孔之醜，彼月而微”，本是直赋其事；又因“日君象，月臣象”，遂以日失其明甚于月，喻君之亏弊甚于臣。这是“比通于赋”的例。 他的意见对不对是另一问题，这里无暇详论。但不论如何，总算一种新见解。 郑卫风是否淫声的问题 就《诗序》的解释，郑、卫《风》莫得几篇淫诗，连“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，虽则如云，匪我想存，缟衣綦巾，聊乐我员”，刻画吊膀子的诗，也说是“闵乱”。朱子以郑、卫淫声即是郑·卫《风》，才敢把中间许多篇解作淫奔之诗。 自后拥护《诗序》者对朱说肆力报复，以致于大发叹息说念： 夷雅乐于新声，杂淫哇于正始，经学之缪，无意不由此最先矣。（严虞惇《读诗质疑论雅乐》） 信朱者又从而反攻，旗饱读异常，争辩不已，遂为诗中的一个大问题。这椿公案，不错借范家相的一段话来说明。 后之驳朱子者其说大抵有五： 谓淫邪之东说念主虽寡廉鲜耻，亦不至自说念其淫私，播之称赞，使说念路传为非笑。况狭邪浮滑之东说念主，无意尽工篇什。一也。 季札不雅乐，歌郑、卫之《风》，未曾斥言其淫。若如朱子说，则夫子犹将弃之，幼子何故好意思之？二也。 诗为中声所止。如《三百篇》不必尽比于乐，则鲁之乐师何从取其声而歌之？三也。 郑伯如晋而六卿所歌都淫诗，因何对上国之卿不歌雅音而歌邪音，好扬其本国之丑？四也。 诸儒都以乐之非雅者为郑，故子夏以宋、郑、卫淫于色。而宋本无诗，其声亦郑声也。非《郑风》即为郑声。五也。（《诗沈》） 攻朱者的诉词已尽于此。替朱议论者不外就朱说略为引伸，莫得什么新意见，此处未几引。 拥护者丢开诗辞不管，专就旧书验证。顶容易照应的问题闹得乌烟瘴气。戴氏亦然如斯。他说： 《乐记》魏文侯曰：“吾端冕而听古乐，则唯恐卧；听郑、卫之音则不知倦。”子夏谓其所好者溺音。许叔重《五经异义》以郑诗解《论语》“郑声淫”，而康成驳之曰：“《左传》说：烦手淫声谓之郑声，言烦手逗留之声使淫过矣。”其注《乐记》桑间、郑卫之音引纣作靡靡之乐为证，不引《桑中》之篇，明桑间、濮上其音由来久矣。凡所谓声，所谓音，非言其诗也……关联词郑、卫之音非郑诗卫诗，桑间、郑卫之音，非《桑中》诗，其义甚明。（《书郑风后》） 戴氏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，不成免守旧之说，不如惠周惕阴凉承认： 朱子释诗……凡于《郑风》《绪言》刺时刺忽闵乱之作力诋其谬，改为淫奔之诗，其言亦辩而正。（《诗说》） 从这少量上，咱们看出戴氏还不成尽脱汉学家的底本面庞。但放开经文，单就考评来说，他的论证可算谨严。 雅有无正变的问题 《雅》分正变出于《诗序》。汉儒以《小雅》中自《鹿鸣》至《菁菁者莪》二十二篇，《大雅》中自《文王》至《卷阿》十八篇为“正雅”，小雅自《六月》以下，《大雅》自《民劳》以下，都为《变雅》。自来说诗家都遵依其说。只好郑樵倡“《雅》有小、大，无正、变”之论： 雅有小、大，已见于夫子未删之前，无可疑者。然无所谓正、变者。正、变之说，不出于夫子，而出于《序》，未确实也……盖诗之治安都以后先为序，文、武、成、康诗最在前，故《二雅》首之。厉王继成王之后，宣王继厉王之后，幽王继宣王之后，故《二雅》都顺其序……则“无有正、变之说”断断乎不可易也。（《雅非有正变辨》） 郑樵以诗依世代编次为原理，而谓《雅》无正、变。戴东原却以诗不依世代为原理，而谓《雅》有正、变。他的意见恰与郑氏相背。他说： 《鹿鸣》以下十二篇，汉经师认为“正雅”，一火其词者六。故郑康成《诗谱》云“《小雅》十六篇为正经”。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、《杕杜》，汉世有谓为懿王时诗者，据诗中曰“王命”曰“皇帝”。毛、郑解为殷王，徒泥“正雅”作于周初耳，苟其诗得乎义之正，而为治世之正事，何非“正雅”乎？……南陔已下则又周初雅乐，未可泥今之篇什治安定作诗时世也。（《书小雅后》） 戴氏虽论《小雅》，不足《大雅》，而他的意见与郑氏唇枪舌将，杀是道理。 戴氏能够破诗依时间的见解，纳三家诗的说法，以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、《杕杜》为懿王时诗，而驳毛、郑。胆量之大，识力之高，令东说念主猜想不到他是清初死守家法的诗学界中的东说念主物。以上先容戴氏对于诗的三种见解，都独标新解，自成一说。识力强大，迥非陈奂、胡承珙辈墨守家法为序传作忠仆者可比。很有值得一看的价值。 戴东原治诗之步骤 戴氏的《毛郑诗考正》引据详实，验证谨严；矫正毛、郑的地点字字精审，句句允当，令东说念主无懈可攻。毛、郑讲通的语句他也解释得道理昭彰。 但咱们当今所应提神的不在他已考出的后果，而在他用来考正的步骤。 他所用的步骤就是考据学的步骤。“无稽埏者不信，不信者必反复参证尔后即安。”（钱大昕《戴震传》） 几句话不错暗示他的步骤的精神。考据的步骤的整体也无须我先容，此处我仅指出他的治诗学用的一个特别步骤。 其实，这个步骤在诗学中虽算特别，而在清代考据学中却是很等闲的；即梁任公先生指出的： 胪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拟的议论，而求得其公则。（见《前清一代中国想想界之蜕变》） 我用戴氏的话来给它取个名字，叫作念：“通证”的步骤，或以诗证诗的步骤。这个步骤的能够如斯：取诗中一样的字归纳拢来求一个共通的解释；或者取一样组织的辞句来归纳得一个共同的辞例。 戴氏对于毛《传》同字遍地易解很不陶然，发奋诋斥“缘辞生训”。他在《草虫》篇说： 毛《传》曰“草虫，常羊也；阜螽， [上‘樊'下‘虫']也”……震按“阜”，大也；如“四牡孔阜”之“阜”。喓喓状其声，故概曰草虫；趯趯状其跃，故目之曰阜螽。螽之属不一，螽其统名也。草虫……则凡小虫草生者之通语也。《尔雅》“[上‘阜'下‘虫']螽，[上‘樊'下‘虫']；草虫，蝜[上‘樊'下‘虫']”……盖因诗辞而别其名类以传合之。《尔雅》周、秦之际所记，解释诗书，时常缘辞生训，认为尽可说明，则违经矣。（《诗经补注》） 他用“四牡孔阜”的“阜”来证明阜螽的“阜”应作“大”解，亦然以诗证诗的一个例。又在《大雅》《文王篇》中说： 经传中言“丕显”多矣，古东说念主金石记得多作“不显”。二字通用甚明。传笺各缘辞生训，失其本始。（《毛郑诗考正》） 又在《民生篇》中说： 字义推之经中有通证庶少差失。说者时常缘辞生训，偏举一隅，感滋多矣。（《毛郑诗考正》） 又在《桑柔篇》中说： 所施不同，义归于一。说者缘辞生训，一篇之中遂多差违。（《毛郑诗考正》） 以上就我所翻到的趁便引几条，藉此不错看出戴氏的精神，也不错昭彰戴氏通证步骤的道理。当今就他所已议论的材料引几个例。 （一）字义的通证 《周南·卷耳篇》“采采卷耳”毛《传》说“采采，事采之也”；朱熹说“采采，非一采也。”酷好酷好虽不同，都把它当动词，作“取舍”解。 戴氏不以他们的评释为然，他料定“采采”是刻画词，应作“盛大貌”解。试看他的通证： 诗曰“采采芣苜”，又曰“兼葭采采”，又曰“蜉蝣之翼，采采一稔”，都盛大者。卷耳、芣苜又以见其多而易得之物。（《诗经补注》） 戴氏的证法在这段中很昭彰地表显出来。为使东说念主明暸他的精神，再多举几个例。 《螽斯篇》“宜尔子孙，振振兮”，毛《传》释为“仁厚也”。戴氏报复说念： 《毛诗》于“振振令郎”，“振振正人”，都曰“信厚也”；于“振振鹭”曰“群飞貌”……缘辞生训，故说各不同。（《诗经补注》） 他我方把这些字归纳拢来作一番通证，后强项定： “振振”，面貌之盛也。 于是他在《麟之趾》、《殷其雷》篇中释“振振令郎”，“振振正人”都不照毛《传》，而解为“仪之盛也”。（见《诗经补注》） 他又把诗中有“昭假”的诗句，收来作一番通证，而料定： 诗凡言“昭假”，义为昭其诚敬以假于神，昭其明德以假于天。精诚表见，曰昭；富厚所至，曰假。（《毛郑诗考正·周颂》） 他又把《云汉篇》中通盘的“宁”字不断来通证一番，说说念： 宁，乃也；语之转。篇内“宁丁我躬”丝袜 英语，“胡宁忍予”，“宁俾我遁”，“胡宁瘨我以旱”并同。（《毛郑诗考正》） 他又把诗中凡有“绥”字的诗句不断来求其通证，料定： 诗中凡言“绥”者，如“绥我眉寿”，“以绥后禄”，辞义并归主祭者受神降之福。（《毛郑诗考正·周颂》） （二）校正讹字的通证 《卷耳篇》“云何吁矣”毛《传》说“吁，忧也”；郑《笺》说“云何乎其亦忧矣；深闵之辞”。戴氏认为这个字是错了的，应四肢“盱”。试看他的通证： “吁”四肢“盱”。《何东说念主斯》之诗曰“壹者之来，云何其盱”，《都东说念主士》之诗曰“我不见兮，云何盱矣”，都不得见而远眺之意。《尔雅》云“盱，忧也”，《毛诗》于“盱”不复释，则都蒙《卷耳》传矣。今此诗及传作“吁”者，后东说念主转为写之讹耳。（《诗经补注》） 这是他用通证法来校正讹字的例。为省俭篇幅计未几例如。 （三）数字同义的通证 诗中“聿”、“曰”、“ yuan[内‘矞'外‘辶']”三字《传》、《笺》遍地易解；或为“述”，或为“遂”。戴氏认为未便，他用通证证三字不错互用，同为承明上文之辞。他说： 诗中“聿”、“曰”、“ yuan[内‘矞'外‘辶']”三字可互用……都承明上文之辞耳，非空为辞助，亦非发语词。而为遂，为述，为自，缘词生训，都非也。（《毛郑诗考正·唐风》） 戴氏证得的后果很有价值。虽尚有商议的余步，但他的精神使咱们佩服不已。 （四）语式的通证 诗中有许多语句，不错求出一定的公式。比喻“亦孔之厚”，“亦孔之哀”，“亦孔之丑”，“侯栗侯梅”，“侯薪侯蒸”，“维熊维罴”，“以阴以雨”，“悠悠我想”，“悠悠我心”，“悠悠我里”，者不错求出一定的公式。照着公式，对于一样的语句很易解释。戴氏也提神到这少量，他对于“有”字曾加通证。 《宾之初筵篇》“有壬有林”，毛《传》解“壬，大也”；“林，君也”；意为“大君”，指祭祀的孝子而言。戴氏不承认他的话，我方通证后得一后果： 诗中如“有宾”、“有莺”之类，并刻画之辞。 他就这个酷好酷好解“有壬有林”说念： 此以刻画百礼既至，礼无不备……壬壬然无边，林林然多而不乱。（《毛郑诗考正》） 依戴氏的话不错设立一个公式： 有 + 刻画词 = 刻画字 + 然 一切一样的语句，都不错依此解释了。 对于语式的议论，戴氏的《毛郑诗考正》中不外初具线索。我引这一个例，暗示他还是提神到此就够了。 在这篇里，我把戴氏的通证步骤提神先容，我的酷好酷好是使当今治诗的东说念主提神到这个步骤，向《诗经》自身里去寻解释，战抖从前说诗家不问经文的谬误。 论断 戴氏对于诗学有许多有价值的意见，不错供当今议论《诗经》者的参考。而咱们更应当特别提神的就是他的治诗步骤。 历来说诗家解释诗中训诂不是妄生穿凿（即戴氏所谓缘辞生训）就是放开经文闭眼验证。这种魄力实在罪戾得很。 咱们在议论诗中最佳是仿效戴氏的步骤，在《诗经》自身内部去求解释，去归纳每个字的真理。然后这一堆瓦砾才不错弄清。 我忠实但愿： 两百年前的大儒替我创造的器具，咱们能哄骗来掘出埋没了几千年的瑰宝。 ——吴时英《戴东原的诗学》